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增强实体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投资预期回报率趋于升高，企业进行高质量生产性投资的动机随之增强，也有利于明显改善货币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效率的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提高政府治理效能”，重点之一就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金融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体到货币政策，需要不断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近年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等重要会议和文件中多次强调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这对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需要深入剖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各个环节，进而有的放矢地出台相应对策。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环节。第一环节是否顺畅的关键在于，央行的降准和降息等操作是否能够顺利地调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行为;第二环节是否顺畅的关键在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否能够顺利地将信贷资金释放给企业和家庭;第三环节是否顺畅的关键在于，企业和家庭是否能够将所筹集的信贷资金用于投资和消费活动。近年来前两个环节受到了较多关注，相比之下对第三环节的重视程度偏弱。第三环节的通畅程度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货币政策有效刺激内需，一个重要前提是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较为强烈。如果全社会经济增长较为乏力，那么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将处于较低水平。即便货币政策释放的资金能够流入企业和家庭，最终也难以有效刺激投资和消费。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能够为经济注入内生动力，提升企业和居民信心，从而使得货币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带动投资和消费。

　　企业家所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可能高的投资回报率。大量研究表明，决定我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高增长时期，我国投资回报率持续居于高位的主要原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相对较高。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偏低，那么全社会的投资回报率将会处于较低水平，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货币政策很难有效带动企业的投资活动。

　　当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之后，企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升高，企业家的投资意愿随之增强。其结果是，在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经济环境下，央行降准或降息对投资的刺激效果更加突出。不仅如此，当全要素生产率升高之后，投资对资本积累的弹性也会升高，从而使得投资所能带动的有效资本积累增加。这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本存量在生产函数中具有互补性，当全要素生产率升高时，资本的盈利能力随之升高，资本的机会成本则相应下降，从而使得投资对有效资本积累的带动作用增强。

　　决定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收入水平的高低。今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其中，“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排在首要位置。今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由此体现了收入对居民消费的重要性。

　　当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时，全社会的投资回报率偏低，居民的预期收入也将处于较低水平，由此会从根本上限制居民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弹性也将偏弱。即便货币政策发力，也很难有效刺激居民消费。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社会的经济增长前景趋于改善，居民普遍预期收入水平将会有所升高，其消费需求随之增加，而且消费需求的弹性也将升高。在此情形下，货币政策对消费需求的促进效果明显增强。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将助力货币政策更好地带动消费，有效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传导机制的通畅程度，而且取决于全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在合理的经济结构之下，国民经济循环较为通畅，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经济结构失衡问题限制了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的活力，是我国内需相对不足的原因之一。以收入分配结构为例，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有所失衡，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相对偏慢，使得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而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经济体中消费的核心力量，由此就会导致全社会消费率偏低。不仅如此，居民消费低迷还将使得生产活动难以畅通循环，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活力。由于货币政策难以应对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因此在经济结构失衡的环境下其传导效率相对偏低。

　　要想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举措优化经济结构，消除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面临的结构性阻碍。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一战略部署在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再度得以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稳定经济发展大局，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从而更好更快地实现调结构的目标。这样能够更好地消除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面临的结构性阻碍，帮助货币政策更有效地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从而切实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今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二季度例会要求，“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在此背景下，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资金是否很好地流入了实体经济，从而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那么实体经济将会缺乏内生增长动力，实体经济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也会较低。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可知，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即便货币政策加大力度稳增长，所释放的信贷资金也很可能会流向虚拟经济或者在金融系统空转，导致货币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欠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增强实体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投资预期回报率趋于升高，企业进行高质量生产性投资的动机随之增强，有利于明显改善货币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

　　综上所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近年来，中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加强，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伴随着相关战略举措的落地实施，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逐步提高，从而助力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帮助中国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并顺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