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中共特科在隐蔽战线上取得了极大的战果，不仅因深入敌人内部而挽救了无数革命同志，同时也狠狠打击了叛徒和告密者的嚣张气焰。

　　与硝烟弥漫的战场前线相比，隐蔽战线的工作同样是艰巨、危险的，历史上也有很多地下工作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中同样诞生了很多代表人物，陈赓与潘汉年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可他们的人生最终结局却各有不同。

　　后来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蒋介石曾成为最大的阻碍，但在国共合作时期，陈赓与蒋介石还有过一段交往渊源。

　　1924年蒋介石被内定为黄埔军校校长，陈赓也在广州报考该校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面试过程中，陈赓那一句口号嘹亮的“报告”给蒋介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第二次东征期间，陈赓担任主力纵队连长身先士卒，因过人表现还被蒋介石调回担任警卫，当东征队伍与敌人遭遇于华阳后，因敌众我寡的态势使得蒋介石陷入重围。

　　局势在变化，陈赓始终是个能分得清大是大非的人，他绝不会因为被信任而选择阵营；当他发现蒋介石出现排斥中共党员的情况后，马上便去寻找周总理商量对策。

　　“4·12”之后，蒋介石的狰狞面目展露无遗，也是陈赓在第一时间组织了“黄埔军校同学讨蒋委员会”，二人彻底走向决裂。

　　两人曾于1926年一同前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相比于成名已久的陈赓，顾顺章是回国后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才初露头角的。

　　在这个关头，担任中央特科二科负责人的陈赓就第一时间表示：“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没想到此话一语成谶，顾顺章果然叛变了，要不是已经打入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就连上海党中央以及江苏省委估计都要遭遇全军覆没的终局。

　　蒋介石闻讯后非常高兴，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争取”过来，陈赓软硬不吃搞得敌人很被动，只好被送到了南京。

　　哪怕是当犯人被押送过去，陈赓的待遇依旧是与众不同的，谷正伦甚至拿着蒋介石的电报亲自到车站迎接，还有几个昔日“同班同学”亲自款待劝降，陈赓也全部无视。

　　那几天，陈赓已经到了生死边缘，完全取决于蒋介石的选择；蒋介石辗转反侧，觉得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就决定再见一面。

　　这次秘密谈话再度以失败告终，几个卫士应声而入用枪口抵住了陈赓的前胸，此时的陈赓似乎已经清楚了自己的结局，站起身来昂首走了出去，他也不知道蒋介石究竟会不会下令开枪。

　　毕竟陈赓过去在黄埔军校威望极高，再加上他救过蒋介石的命，就算是考虑到舆论，蒋介石都没法动手，就这么静静看着昔日的学生去了。

　　回到红军队伍后，陈赓的地位反而得到提高，与蒋介石也为了各自的阶级利益对抗着，他的军事能力更是得到彻底的体现，最终成长为共和国大将。

　　“有骨气的读书人”是革命年代最宝贵的人才，潘汉年最早就是一位作家，1926年加入中共后，更是在整个左翼文化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他对潘汉年的到来感到极为高兴，由此开始了携手共建情报网络的征程。

　　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胡均鹤等考虑到“给自己留条退路”，采取了联蒋又联共的态度，潘汉年为了获取到更多情报也与他们产生交集。

　　胡均鹤在抗战期间确实有过一些积极表现，曾帮助刘晓等同志撤离敌占区，还曾到淮南给新四军送过情报和药品。

　　1943年，担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的潘汉年则依托此机构指挥南京、上海等地的情报工作，更是繁忙起来。

　　潘汉年十分着急，想要进一步得知敌人的具体消息，但在与胡均鹤等人的联系中断后，很多情报没法收集回来，不利于工作的继续展开。

　　为此，他还特意向饶漱石表示：“我想要去一趟解放区，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同时想办法与李士群恢复联系。”

　　令他没想到的是，李士群就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哪怕他过去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依旧是“戴着面具”。

　　南京的环境是极为复杂的，经过深思熟虑后，潘汉年还是决定去一趟，若是搞不到有用情报，接下来的工作也很难展开。

　　令他没想到的是，抵达南京见到李士群后，李士群却说：“汪先生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他也很高兴，想要和你谈一谈。”

　　若是他要与汪精卫这种人见面，就必须要去征得组织的同意，问题是从南京到延安的通讯并不方便，想要汇报估计也都来不及了；要是直接表示拒绝，那显然是不明智的，他本人就在南京，很容易被李士群所扣。

　　李士群的用意也很简单：通过潘汉年这位着名中共代表在汪精卫面前邀功，使得他在与周佛海的矛盾中多一些获胜筹码。

　　汪精卫当时告诉潘汉年：“我认识你们的毛主席，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后来发生误会了；你们与蒋介石没什么搞头，他是独裁的，我要搞议会政治，吸收各党派参加。”

　　各种弯弯绕的话说了不少，潘汉年也明确表示：“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他路时，新四军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只能说，这次双方见面是潘汉年在受要挟的情况下被迫去见的，没有办法请示上级，汪精卫在会谈中说话的内容多为试探，也没谈到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正是因为没谈什么具体的事情，潘汉年就觉得此次见面无关痛痒，待他回到淮南根据地后，就把日伪军“扫荡”的情报报告给新四军总部。

　　正巧1945年要去延安参加七大，潘汉年又打算趁着这个机会直接汇报给毛主席，没想到国民党那边在抢先一步知道这件事后大造舆论攻击中共，延安方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斥责国民党造谣生事。

　　由于太过紧张，他连说话都变得极为磕巴，毛主席还说：“你不用紧张，这几年在敌后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对你也是完全信任，外面的谣传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

　　一直到1955年，因饶漱石等人的问题爆发后，潘汉年才找到陈毅详细说明了这件事的情况，可此时再说，已经太晚了。

　　虽说他在1982年还是被恢复了名誉、追认了历史功绩，可从他个人的人生而言，这一切还是来得太迟了。

　　若是他能在回来的第一时间就说出实情，历史一定不会是如此悲剧的走向；为了革命事业奉献终生，却因为如此一次疏忽而落得如此境地，确实令人唏嘘。

　　陈大将是被捕后见面的，到根据地时也全部向组织说明了。潘是没有向华中局饶汇报，中央询问时也谎言说没有见面，在延安也没汇报，一直到建国后镇反中知情人被抓他才向陈毅坦白，这性质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