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离不开青年的作用。但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时代，青年更多的是在城市追求他们的梦想。如何让青年回乡入乡发展，应是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破解的难题。要认识到，乡村再也不是青年占主体的社会，未来应该也是如此。对青年来说，只要城乡之间有自由流动和选择的政策体制，青年在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上就有可能和机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应有的作用。

　　学界对于青年回乡入乡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张士军在《初论青年民工“回流”现象》一文中最早观察青年“回流”现象，并分析这种“回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回流”“回乡”等现象出现后，有关的研究也在增多和深化，对何以返乡这个问题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有的从体制政策上给出解释，比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乃至国家发展战略对农村流动人口待在城市会有很多制约，同时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也为其回乡提供了一些机会和激励；有的从收益与成本角度去理解农村流动人口的行为，尤其是回乡行为；还有研究者从个体心理等层次上从回乡者对“家”与“业”的理解上去分析他们的行为和做法以及青年农民工的情感适应问题。有关研究开始关注到青年农民工的回乡现象，甚至是女性青年农民工现象。农村流动人口返乡的原因或动机是多样的，不同角度的探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或者解释力度，但是并不全面，需要关注其中的重点原因或重要影响因素。

　　首先，农村流动人口这个群体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内含多样性，并越来越趋于多样性，这就决定了不同人“回乡”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并不都是由同一因素在发挥作用。比如，当我们在这里讨论青年农民工回乡或入乡的时候，在考虑影响他们行为的因素时候既要看到一些共性的因素，又要意识到不同青年的不同诉求、不同经历以及不同条件的影响。

　　其次，从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进入乡村的青年虽然不多，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或者说三十年中陆陆续续都存在，其中不仅有青年农民工回乡，还有城市青年进入乡村去发展和生活，现在对后者进村的研究基本阙如。城市青年进入乡村，不同于青年民工回乡，这里称前者为“入乡”。当我们讨论乡村发展和振兴需要青年的时候，不仅仅局限于回乡的青年，而且还应考虑到入乡的青年。这两类群体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但是他们都是乡村发展和振兴所需要的，而且入乡的青年有可能会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这也是乡村发展和振兴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基于以上两点认识，这里将入乡青年纳入到讨论视野，并与回乡青年作比较分析，探究他们怎样得以回乡或入乡以及如何破除面临的困境得以长期在乡村获得生存和发展，最终归结到对他们回乡入乡以及在乡村发展的机制分析上。

　　什么样的外出青年选择回乡入乡呢？他们采用怎样的方式回乡入乡呢？这里总结出了以下四类回乡入乡类型：

　　主动回乡入乡。青年主动回乡或者入乡，去乡村就业或创业，改变乡村的面貌，带动乡村现代化发展。主动回乡或入乡的青年，大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有一些明显的资源优势，比如在外赚到了一笔钱，或者积累了不少经营经验，或者构筑了一些市场网络等，他们觉得回乡入乡，可以凭借这样的优势，找到发展的空间和项目。二是他们有很强的自主判断和抉择能力，不会人云亦云，他们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并较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能干成自己想干的事情。三是这是一群受价值影响和左右的青年，他们会对乡村或者传统有着明显的偏好，更喜欢乡村的生活、人际关系和环境，或者他们有着强烈地改变乡村、带动乡村现代化的取向等。不论是主动回乡的青年，还是主动入乡的青年，他们对到乡村总体上有比较多的思考和认识，至少有自己的独特想法，他们不仅仅是到乡村寻找就业机会，而且会采取出乎许多人特别是村民意料的行动，会给乡村带来一般人不具有的影响。

　　被动回乡入乡。这部分被动到乡村的青年中大部分是回乡青年，很少是入乡青年，即使有入乡青年，很大可能是为了躲避在城市碰到的一些难题，比如在城市经营出现破产，于是乎就跑到农村待一段时间，看看能否寻找到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和机会。被动与主动的差别不仅在于回乡入乡的动力机制不同，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回到或者入到乡村的行动和计划是有差别的。当然会有人将被动变为主动，积极去寻找新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但是总体而言，大多数被动回乡入乡的青年是准备不够的，而且也缺乏积极寻找发展机会的驱动力，有的人还抱着继续外出寻找工作的打算和计划。即使他们回流，不少人还是回到小镇和县城，试图在那里找份赚钱的工作，或者做点小买卖。在小镇和县城就业、创业，从广义上看也属于回乡入乡范畴。除主观上准备不足外，在客观资源方面，他们也不一定有比较好的准备。

　　招引回乡入乡。当前乡村缺青壮年劳动力，尤其缺乏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为此，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吸引一些有特长或有其他资源优势的青年入乡或者回乡就业、创业。最初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去农村当“村官”，后来采用的是选调生方式，在精准扶贫中实施驻村干部和包村干部的做法；与此同时，国家还采取一些倾斜政策，鼓励大学生到中西部贫困地区支教，实施特岗教师政策，还对到乡镇卫生院当医生的大学医科毕业生给予政策支持等。所以，我们会看到，乡镇机关、学校和卫生院乃至村委会出现了一些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就是被政府优惠政策吸引到乡村去，成为乡村的管理者、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服务人员等，不但为乡村输入青年，而且还改善了乡村社会结构，特别是这些人成了乡村的新中产者，对于乡村现代化产生了一定的引领影响。招引一批青年才俊，是解决乡村人才问题的一个重要进路，其效用在不同领域是不一样的，教育领域的效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医疗卫生、村庄治理等领域则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大。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复式摆动回乡入乡。有一些青年并不是主动回乡入乡，而是被迫或者被动回乡入乡，随时要离开，这是通常所说的摆动式流动的一种形式，另外，有的青年即在城乡之间主动采用复式摆动流动形式，一般在城乡来回跑，我称之为“城乡两栖”。当然，“城乡两栖”的不只是青年，也有中老年人。有的青年在城市的体制内就业，比如当教师或者医生，或者在某个研究院或设计院工作，他们利用自己比较机动的时间，回到乡村做一些发展的事，比如改造自己的旧房子，做成民宿或者创作，有的人还带动整个村庄发展。更多的“两栖”青年就是在就近的城镇打工，并兼顾乡村的农业生产和旅游业、乡村服务业等，他们在城乡之间分季节地来回摆动流动和生活，因此，城乡来回摆动就是他们兼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生产和生活的空间转换。城乡复式摆动的人群是多样的，有城市青年，也有农村流动青年，更有从农村进入城市并彻底城市化的青年，他们以各种方式在城乡之间复式来回摆动。

　　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背景下，乡村吸引青年的能力究竟有多大？日本的案例也许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价值：日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实施了乡村振兴或者乡村活化政策，大大改善了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生活环境，乡村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差距越来越小，但是乡村依然吸引不了大多数青年。日本政府曾制定鼓励青年到乡村创业和生活的优惠政策，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政策目标得不到实现。关键原因在于乡村的生活和发展机会还是不如城市那么多样和丰富，满足不了青年求新求异的多变需求，而且青年也会考虑自己和子女今后的社会流动机会问题。

　　中国的情况显然与日本还是有很多差异：首先，中国还存在一批在乡村出生、成长起来的青年，他们对乡村还是有一定的情感和认同。其次，市民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体制和结构性的制约，他们难以彻底实现城市化、市民化，其中有一些人会退而求其次，回流到乡村，特别是在国家有更多优惠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会有一些青年选择回乡入乡来寻找发展机会。最后一个可能因素是在互联网科技日新月异以及交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进城返乡十分便利，不存在太多的时间、经济和空间成本。

　　目前，中国乡村吸引青年的问题或者羁绊是，农村资源要素还需要得到有效的激活，青年回乡入乡至少还存在明显的市场机制障碍，不能有效整合农村各种资源，由此限制了他们的回乡入乡积极性和动力。所以，农村社会经济体制和政策改革还是激活青年回乡入乡的关键机制。与此同时，进一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尽快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均等化，在乡村享受到更多的城市般现代生活服务，也是青年回乡入乡的保障机制。但是，要认识到，未来的乡村不可能是青年占多数的社会，大多数还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生活的场域，对青年来说，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选择，不存在政策和制度性障碍，将可能是未来乡村的图景。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