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好中国扶贫志，全面、系统、真实记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意义十分重大。打造一批信今传后、堪存堪鉴的精品佳志，需要厘清地方志编纂的几个专业性问题。

　　编纂扶贫志必须厘清“志”与“史”的关系，只有清楚了什么是志，什么是史，才能够胸有成竹、不受干扰，专业地开展编纂工作。

　　志、史同源异流。早在商、周、秦、汉时期，志与史不分。其中，春秋时期“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既是方志，也为历史。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把“方志称为古史之迹”，梁启超也曾谈到“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史记》中“八书”集中记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事及发展过程，《汉书》继承《史记》的做法，改“八书”而做“十志”，即《律历志》本于《律书》《历书》，《礼乐志》本于《礼书》《乐书》，《食货志》本于《平准书》，《郊祀志》本于《封禅书》，《天文志》本于《天官书》，《沟洫志》本于《河渠书》。此外另增《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四志。所谓志、史同源。

　　到了宋代，随着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客观上需要一种综合性的地方记录，此时的志，则由先前两汉时侧重记人和记地逐渐开始增加记社会、记历史方面的内容，志、史同源开始发生异流，最终志从史中开始独立出来，渐渐定型。彼时，地方志开始作为一种体裁得到广泛认识、肯定和推广，此后地方志编纂，有了更为明显的与史的区别，更为明确和广为遵行的体例规范。同时也因为地方志的定型，志与史才有了明显的界限。

　　志、史表现形式异同。通过两千多年的传承，特别是宋代地方志定型以来，经过明、清时期的不断发展，地方志已经演变成为除了记述对象内容以外，包括体例、记述形式、基本规范等各方面完全不同于史的独有历史资料文献形式。一是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坚持述而不论的原则，只说明“是什么”的问题，注重对当时当下发生的事进行客观记述，所谓“当代修志”。史或历史是着述性文献，坚持夹叙夹议，既说明“是什么”的问题，又要分析说明“为什么是”的问题，侧重对前代发生的事物进行论述性撰写，我国历史上的二十四史，无不是后代为前代编写，所谓“隔代修史”。二是地方志坚持对事物本身进行“横分门类不缺项，纵述历史不断线”的记述方法和原则，形成了述、记、志、传、图、表、录七体咸备的综合记录历史的体例，较为系统全面地记述事物发展全貌，有一地百科全书之誉，以资料史实为重点。史或历史坚持以时间发展为序，主要对人类社会的活动，尤其是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进行重点撰写，坚持一条主线贯穿到底，以论述史观为重点。三是地方志寓观点立场于记述之中，不直抒观点于文中，让使用者从客观的资料中研究、感悟。一般需要有经济、社会、史学等各学科背景和业务能力的方方面面专家共同参与完成。史或历史直抒胸臆，直接论述观点并呈现于文中，让读者一目了然。历史着述大都由高校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史学工作者担负，独立完成。

　　总体上，志与史，无论是早期的同源，还是后世的异流，就其所撰写记述的对象和内容而言，志就是史，史就是志，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在通过记录历史以再现或求真历史，以期发挥以史为鉴指导后世的作用，或者传承历史文化，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但是，就记述方法和原则，以及成书形式和特点等来看，志与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现形式和记录规范。志与史二者在编写或记述形式上的不同之处，特别需要在扶贫志编纂中高度重视。

　　扶贫工作作为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贫困作斗争、为美好生活艰辛奋斗的一项专项工作，具有某项事物领域性、独立性、阶段性特征，其事物发展的属性和特点决定了编纂记述这一伟大扶贫实践的扶贫志，必然属于地方志中的专题志类型。

　　2006年《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区域综合志进行界定，即“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规模开展的“两轮”社会主义新修地方志，即编纂全国范围内的省志、市志、县志三级志书，均为区域综合志，如《浙江通志》《咸阳市志》《盐池县志》等。

　　专题志是相对于区域综合志而言的专门记述一个行业（专业）、一个部门（单位）或者某项事物的独立成卷的志书。从广义上讲，凡属专项记述内容并独立成卷的志书都可称之为专题志。从形态上看，大体可以分为史书专题志、方志专题志、独立专题志三种类型。史书专题志见于纪传体史书，据统计，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中就有十七部均安排有专题志。《汉书》以后的史书中，共设置安排有《礼志》《乐志》《律历志》《天文志》《祭祀志》《河渠志》《食货志》《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百官志》《舆服志》《祥瑞志》《仪卫志》《选举志》《释老志》《兵志》等十八种。方志专题志又称分志，是志书在总体设计中根据客观事物性质异同分成的几个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部分，如《宁夏通志》（25卷）中的《经济管理卷》《社会卷》《教育卷》《文化卷》《民族宗教卷》《交通邮电卷》《司法公安卷》《卫生体育卷》《军事卷》等均属分志。独立专题志是独立出版的专志，包括重大事件志、事业志、部门志、行业志等独立于综合志书之外的志书。研究表明，最早的方志就是专门记载某一方面内容的专题志，如秦汉时期的图经、风俗传、耆旧传、地记、地理书等。按照地方志专题志的分类，今天我们所要编纂的扶贫志就是独立专题志。

　　编纂扶贫专题志遵循区域综合志编纂的基本标准和规范。所不同的是专题志贵“专”，扶贫专题志记述的重点和主线必须限定在扶贫工作这个专项事物的范围之内，同时坚持越界不书、越境不书的基本原则。一是扶贫专题志要“求专求全”。要突出专业性，兼顾全面性。相对于区域综合志的综合整体性，扶贫专题志具有鲜明的专业性属性。但就扶贫这个专项事物而言，扶贫专题志又应该是全面的，应将扶贫专项事物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有所反映和记述。二是扶贫专题志要“求细求深”。所要记述的扶贫内容要深、要透、要详细，特别是在一些重要阶段、重要项目和重要事件等方面，尤其应该反映和挖掘出更深层面的内容，使扶贫专题志的内容更丰富、更深刻、更具内涵，既有专业性，又有可读性。

　　从国家层面而言，不同时期，党和政府对扶贫工作进行了总体安排和部署。一是救济式扶贫（1949-1978年），这个阶段首先通过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土地改革，为人们摆脱贫困创造基本物质条件，然后是对积贫积弱地区和群众提供物资和现金等进行救济式扶贫。二是政策式扶贫（1978-1985年），该阶段主要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工作，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等。同时，对老少边穷地区出台专项扶贫计划。三是开发式扶贫（1986-2000），此阶段国家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思想，开始有重点地把扶贫资金投向中西部地区。颁布“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建立东西扶贫协作机制等。四是综合扶贫（2001-2012），本阶段国家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开始对农村地区加大扶贫力度，同时出台实施“造血式”扶贫政策，针对不同情况，进行特色农产业扶持、劳动力转移、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等。五是精准扶贫（2012-2020年），这一最后阶段注重对重点区域和个体的“精准滴灌”式扶贫。2015年国家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在国家战略层面确立了精准脱贫政策。确定“五级书记挂帅”扶贫责任制，构建“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向贫困村派驻扶贫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对贫困户建档立卡等。总体来看，上述国家层面的扶贫部署与安排对于全国各地扶贫工作而言，是大政策背景和大扶贫发展脉络，即所谓的扶贫共性问题。与此同时，就全国各地而言，因为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发展、经济结构、基础设施等各种因素不同，使得中西部不同区域各自的贫困状况、扶贫方式、阶段性脱贫特点等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就是在某一个地区的不同市县之间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即所谓的扶贫个性问题。

　　开展扶贫志编纂工作，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一扶贫共性和个性关系的问题。省、市、县层面如果完全按照国家层面的共性特征进行扶贫志编纂，按照国家每个阶段的工作部署进行篇目设置，四平八稳，不显山不露水，包罗万象，那么必然会导致所编纂出来的扶贫志平淡无奇，会出现“千志一面”的现象，整体上无法充分展示出丰富多彩的扶贫实践。与此相反，如果完全按照省、市、县各自扶贫工作情况进行扶贫志编纂，干脆不管不顾国家扶贫大政策背景和发展阶段规律，自我设置安排本地本级扶贫志篇目大纲，就很有可能出现所谓的特色、个性鲜明，却无章可循，杂乱无序，不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出各地扶贫工作实际。

　　因此，要高度重视编纂工作中的对扶贫共性和个性关系的处理和安排。值得欣慰的是刚刚完成的第二轮社会主义新修地方志工作，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首轮社会主义地方志编纂工作，都为我们较好处理这一问题积累了经验和做法，要充分学习利用。与此同时，还要在此次扶贫志编纂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总体上，需坚持“明个性、暗共性”和“详个性、略共性”的原则设置与安排扶贫志篇目大纲，科学编纂扶贫志。

　　首先，坚持以国家层面的扶贫共性为遵循和指导。在各省、市、县、扶贫志篇目设置中，充分考虑这一大政策背景和大扶贫历史阶段性特征，虽然不一定在篇目设置中非常具体地表现出来，但一定能够感觉出来、看得出来，各地扶贫志是在国家层面大扶贫政策前提下进行和开展的。这是编纂扶贫志的主线和灵魂所在。其次，在深刻认识全国扶贫事业共性和一地一域扶贫工作个性的基础上，省（区）、市、县各级要深入研究本级的扶贫规律和特点，要梳理出哪些是本级决定根本的、独具特色的、独创独有的扶贫举措和经验等。在不违背国家扶贫事业发展的主脉络、主线条的前提下，按照“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的要求，对本级扶贫志进行篇目大纲设置，力争通过篇目设置科学客观地反映出本级的扶贫全貌和本质特征，为编纂推出真实可靠的精品佳志奠定基础。（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文攀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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