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2000年11月1日公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中，四大AMC被定义为经国务院决定设立的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处置因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四大AMC逐渐转型为涉足银行、保险、券商、信托、期货、公募基金、金融租赁等领域，商业化经营的综合性金融集团。2018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行，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设定专门的资本管理标准，并要求其“相对集中，突出主业”。

　　在主营业务不良资产经营处置上，信达资管与华融资管仍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20年6月底，信达资管不良债权资产账面价值为3925.05亿元，同期华融资管为5406.6亿元，华融资管在不良债权资产经营业务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与之对比，东方和长城公开的2020年商业化不良债权资产余额分别为2558.59亿和和2913.75亿元。从不良资产增量角度看，四大AMC差距正在缩小。受风险集中暴露和监管因素影响，2017年后头部两家 AMC快速扩大业务规模的态势受到遏制，而东方资管和长城资管后期发力明显。2020年，长城资管不良债权收购额约为1400亿元，已超过信达资管，东方资管近年来的不良债权余额也呈快速增长趋势。华融资管布局了更多重组类不良债权业务，且财务性投资中非标、低评级产品比重较大，也反映出更为激进的投资风格。

　　2020年年底，四大AMC母公司层面仅在重组类业务中购买债务人为房地产企业的不良债权余额已接近4500亿元。根据最新一期披露，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母公司债务人为房地产企业的重组类不良贷款分别约为886.75、1923.72、994.3和654.02亿元，占比均在50%左右。限制金融服务扩张、促使回归不良初心的监管基调已经形成，从长远看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伴随着2004年至2017年监管宽松窗口期的结束，四大AMC的扩张，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务的扩张受到遏制，在资产规模、不良资产存量和增量上基本保持稳定，预计未来非核心资产的剥离将成为趋势。

　　2021年8月18日晚，华融披露2020年年度业绩报告，预计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预计为1029.03亿元人民币，主要源于当期确认了信用减值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此外披露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引进战略投资事宜，拟通过发行新股份的方式引入多个投资者对公司进行增资，仅涉及资本重组，并无计划进行债务重组，潜在战略投资倘获实施将有效补充公司资本，满足监管要求。受此消息利好，华融的境内外债券均迎来大幅反弹。

　　经历2014-2018年高速扩容时期，2019年后银保监会逐渐收紧了备案通道，地方AMC成立数量放缓。目前，全国共有59家地方AMC，格局基本稳定，各省级行政单位地方AMC数量与辖区内不良贷款规模相匹配，体现监管部门顶层设计。地方AMC虽然需在银保监会备案，但并无金融许可证，并不能发行金融债、进行同业拆借等，银行贷款和股东借款是其主要的融资渠道。从企业性质来看，地方AMC大部分属于国有企业，资本实力主要取决于所属地方政府的支持能力和意愿。

　　不良债权业务方面，新规呼之欲出，着重主业风控。回归主业已成监管基调，非金不良债权比重或将受到硬性限制。地方AMC也在积极应对监管变化，近年来不断提高新增投资中金融类不良债权比重。

　　资管投资业务方面，委贷或将收紧，防范违约波及。部分地方AMC投资业务比重较高，存在偏离主业风险。委托贷款已被银保监会禁止，存续委托贷款规模较大的地方AMC风险值得关注。

　　综合金融服务方面，发挥协同作用，促进多元发展。地方AMC的金融服务业务主要依靠子公司开展，包括租赁、保理、担保等，已形成差异化的发展格局。

　　未来需警惕与区域融资收紧共振产生的风险。从发展趋势上看，地方AMC回归纾困地方企业、履行化解区域风险的职能加强，也由此带来了一定的业务风险和转型风险，存量业务风险主要来自对房地产企业、城投平台等重点去杠杆主体和低资质民企的投资。转型风险主要来自应对监管新要求改变业务结构的需要。此外，在支持地方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地方AMC以直投、私募基金等形式进行投资或通过自身和子公司提供担保，金融周期下行阶段，业务扩张需求与融资收紧共振考验地方AMC的经营水平，区域融资波动或将成为地方AMC资质分化的重要因素。

　　根据我们梳理，目前有发债记录的地方AMC共21家。从总资产规模来看，各地方AMC差异较大，相较于金融机构总体体量偏小。类金融机构的特征，使得部分地方AMC资产负债率偏高，放大了地方AMC的风险水平。综合地方AMC规模与盈利性、负债与流动性、主业比重和投资风险四个维度进行评分。山东省金融资产是行业龙头，浙江省浙商资产、广州资产、厦门资产紧随其后，位居第二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