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中年女演员为主角的优秀作品如《热辣滚烫》《我的阿勒泰》等逐渐增多，但角色固化问题依然严峻。

　　2.其中，部分女演员在演妈角色时面临年龄与角色不适配的困境，如梅婷在《六姊妹》和《我的后半生》中的表现。

　　5.未来，中女们有望在创作环境中获得更多发挥余地，摆脱妻职、母职的束缚，展现更加复杂多面的形象。

　　自海清2019年在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式喊话“市场给中年女演员提供更多机会”以来，“中年女演员（以下简称“中女”）的困境”便成为了内娱的热议话题，并因此影射了国内影视创作的顽疾，即无法塑造出足够复杂、生动、真实的中年女性角色。

　　但中女角色固化的问题也同样严峻。例如，实力派女演员梅婷近日在电视剧《六姊妹》《我的后半生》中的出演，便陷入年龄与角色不适配的漩涡，让人不禁纳闷：难道梅婷也加入了“丫头教”？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女的演艺生态有所改善，但“人均演妈”的现象依然存在，包括宋佳、马伊琍、姚晨、殷桃、咏梅、闫妮、蒋欣等人在内，人手至少一部妈妈戏。只不过，“此妈非彼妈”，她们演绎的妈妈大军正在逐渐脱离固有的贤妻良母框架，慢慢向女本位转变。这种“青衣崛起”的转变无疑是女性叙事的胜利。更可喜的是，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大陆，在台湾的影视创作环境中亦有显现。

　　梅婷主演的《六姊妹》是一部年代剧，49岁的她在剧中饰演女主角何家丽的青年时代，接棒28岁沉月饰演的少年时代。剧中时间刚过了两年，角色就从沉月变成了梅婷，尽管剧组通过调色、磨皮试图弱化角色的年龄感，但中年人的神态、面容、气质还是呼之欲出，给观众造成了一定的割裂。

　　不过，观众吐槽梅婷在《六姊妹》《我的后半生》两部剧中都在“扮嫩”，多少有些冤枉她。其一是《六姊妹》的整体选角年龄都偏大，还有48岁的陆毅、46岁的李晨、44岁的董洁，并非只有梅婷年龄显眼；其二则是在两部剧中与梅婷配戏的男演员（陆毅、佟大为），年龄都与梅婷适配，视觉差异并不大，但被集火更多的却是梅婷。

　　然而，这些所谓的自我重复是梅婷想“扮嫩”吗？是殷桃想演娇妻吗？大概率并不是。只因行业将她们架在了那里，递出的剧本题材和人物高度同质化，可选择的余地有限。就像海清、刘涛早年间被打上了“国民媳妇”的标签，被迫在同类型作品中游走一样。

　　这也变相带出了影视行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资本更青睐于“稳妥配置”，复用成功范式。这是很多中女都正在面临或克服的问题。而海清正是一众中女里转型较为迫切的选手，她在《隐入尘烟》中饰演的残障女曹贵英，令她成功转型、为表演事业打开了突破口。但很快又迎来《我本是高山》的折戟，中女转型路潜伏着光明与危机。

　　除此之外，中女“类型固化”还由演员年龄断层所致。按年龄看，85花如今也已年近40，但她们多碍于流量困局不愿“认老”“演妈”。40岁上下的流量女演员，只有赵丽颖、佟丽娅等少数几人愿意在影视作品中出演与自己的年龄相匹配的非偶像、言情向角色。而且即便85花愿意打破年龄困局，她们的演技也未必够用，未必能展现出深度且复杂的角色。

　　这样的社会心态作用在影视创作链条上，也使得演员与角色“不适配”的原因变得多种多样，并且持续传递出对应的社会审美。更多的演员在行业生态中处于被动的位置，要么接受更加稳妥的选择，要么迎接冒险的考验。

　　就像《我的阿勒泰》的导演滕丛丛在采访中说的，“2024年有很多女性表达的作品，受到了不管是票房上还是口碑上，大家一致的追捧。我觉得是好的现象，让那些迷恋数据的、固守模板的、把握着影视资源的投资人或制片人，可以看到女性市场的广阔。我也希望他们哪怕仅仅是为了挣钱，也来更多地关注女性作品，真的去关注女性困境。”

　　中女叙事崛起的典型特征，就是中女角色的人设变化，即便同样是“演妈”，这些妈妈也变得更自我、更有个性——先是完整的自己，然后才是母职。

　　这种变化最早可以追溯到2022年播出的电视剧《摇滚狂花》。姚晨在剧中演了一个为成就个人事业而选择放弃女儿的自私母亲形象。该剧最大的特点，就是塑造了这个“不完美”甚至是“失败”的中女形象，进而由这个形象带出了多样、多面的中女样貌。由于角色设定出离于主流价值观之外，该剧播出期间还曾被一些观众吐槽为“三观不正”。

　　《我的阿勒泰》里，马伊琍饰演的张凤侠乐观豁达、思想通透；《出走的决心》里，咏梅饰演的李红前半生虽为妻职、母职所累，后半生却选择独自上路，为自己而活；《小巷人家》里，闫妮饰演的黄玲隐忍、能干，靠自己的本身拾起了婚姻里的底气；蒋欣饰演的宋莹泼辣强势，把自己收拾得利落漂亮，疼惜自己，懂得为自己而活；《好东西》里，宋佳饰演的王铁梅是风风火火的单亲妈妈，能写深度报道，能松弛养娃，修电扇、通马桶、直播带货样样拿手。

　　《热辣滚烫》剑指女性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问题，剖开了“大码女性”的生活苦痛；《山花烂漫时》放弃了沉重的表现手法，将女校校长张桂梅塑造为一个积极乐观、充满力量、打怪升级的“大女主”；《小巷人家》直击了女性之间的动人友谊，将那种精神、物质上互相帮扶、为彼此撑腰的女性情谊展现得淋漓尽致；《好东西》狙中了离异女性的个人欲望，对中女与男性之间的亲密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

　　类似景象还发生在台湾的影视创作上。很多台湾中女都在步入中年后迎来了事业上的又一春：林心如转型制片人，制作了《华灯初上》《模仿犯》《有生之年》多部佳作；贾静雯重新在作品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接连斩获金钟奖与金马奖；谢盈萱主演了《谁先爱上他的》《俗女养成记》《孤味》等一系列豆瓣高分作品，拿奖拿到手软；林依晨、许玮宁这两位“宿敌”，去年在《不够善良的我们》中大飙演技，双双完成荧屏蜕变；杨谨华追奖陪跑17年，去年终于凭《不良执念清除师》斩获金钟奖最佳女配角奖。

　　而影视投资市场一般会遵从经验主义，有了大量成功的中女作品后，就会引发资方的跟投，让中女们获得更多的选择空间，进而实现中女与市场的双向奔赴。

　　但如果有一天，剧本递到中女手中，“母职”不再是必须呈现的必选选项，中女可以摆脱妻职、母职的剥削，不再面临“选家庭还是选事业”的两难选项，那么或许中女叙事将会迎来新的篇章。

　　即便是像秦岚这样耽于颜值的中女，这两年也不再在现偶中打转，转而向更复杂多变的精英人设靠拢，先在电视剧《九部的检察官》中演正义检察官，又在电视剧《黄雀》中演“白切黑”的腹黑女医生。

　　这两大类角色之所以存在，主要源于创作者偷懒或想象力匮乏。由于创作者在创作上往往面临太多的外力因素，在剧情和人物处理上更趋向谨小慎微，规避尖锐的社会议题。久而久之，导致一些人不愿再费心力地耕耘创作，转而取巧似的拍一些粉红恋情、家长里短给观众看，间接压缩了中女的发挥余地。与之相匹配的，是市面上充斥的“赚快钱”的制片公司。毕竟，能出三分力气获得八分收益时，谁会花十分力气去赚十分认可？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女叙事和中女的崛起，也是一种对行业规则的正本清源，令其重回文本正轨，去塑造更有层次感和人格魅力的中女形象，让创作者的想象力得到一定的拓展与释放。在中女叙事的前路上，创作者未来还大有可为。

　　在当下的创作环境中，有越来越多闪闪发光的中女角色被创作出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女演员突破瓶颈、蹚出了自己的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女的困境客观存在，但并非不可战胜。虽然女明星起势永远要比男明星多走几步，但在女性浪潮汹涌的当下，至少中女们可以快一点，再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