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间，跟一位在疫情期间公司倒闭的朋友聊天，得知他因疫情成了“限高消费”人员，并向我吐槽限高后的出行不便，以及限高政策规定的落后，带来的种种不合理。

　　广州到合肥，疫情期间航班200多就能飞机出行，却因限高，花了300多买了火车票，不光花的钱还贵，花的时间更是离谱，飞机2～3小时，火车23小时（高铁6~7小时）。不光没有省到钱，还白白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结果就是工作出差的效率极低，长期以往只会让债务偿还之路更加漫长，于债主和他本人都是极大的消耗。

　　交谈期间，他让我了解到了“限高消费”这个群体的真实情况，不是每个人失信人或限高人都是“真老赖”，他们是真想通过工作，尽快把收入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尽快偿还债务。

　　“限高消费”政策是2010年1月1日出台的，距今13年，那时候的高铁才刚刚开通不久，大部分人跨城以火车出行居多，高端商务才会飞机出行，限高也主要限制乘坐飞机和火车的商务软卧。

　　如果按此政策推导，飞机因存在跨国（有携款外逃情况）出行继续限制能理解。但高铁属于跨城火车，不应一竿子打死的列入高端商务消费，除了一等座和商务座外，二等座不应该列入限高政策才合理。政策的目的是让限高人员尽快偿还债务，而不是一边要人偿还债务，一边又降低生产效率。由此可见，当下限高消费政策，确实存在着一些跟不上时代“弊病”。

　　三年疫情，近8亿人负债 ，4亿人逾期 ，2.07亿人失业，1430万失人信‬员，被执行的失信人从2019年疫情前415万，三年疫情期间增加近400万，直接翻了一番（截止2023年2月16日，系统显示公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共有799211人，距离800万已不足1万人了，可以忽略不计了）。

　　在几乎全民负债的今天，社会更应该关注如何让市场创造更多的机遇。让这些负债人，失信人，限高人，可以更好更快的处理好自己债务，更加积极的恢复后疫情时代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