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问题与其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分析中国Z世代亚文化的由来，也就意味着分析它得以形成的社会背景，即需要从分析这一群体所身处的社会结构及他们的生存状况入手。

　　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网络社会到来深刻改变了文化形成与沉淀的机制，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社交模式的变革和一些新型互动空间的开拓。如今，互联网已是青年群体开展社会互动的主要工具。超越特定时空、身份限制的缺场交往使青年群体能够根据各自的身份认同、兴趣爱好、文化品位而结成线上的虚拟社群，极大地扩展社会互动范围。

　　此外，他们社会互动的场景和内容也极大丰富了，弹幕、短视频、网络游戏，乃至虚拟网络形象都成为青年进行沟通交流的载体。在新型的交往仪式中，一些互动符号的意义从原有的社会语境和意义系统中被抽离，被创造性地赋予新的意义，这也影响了互动中的表意方式，进而影响青年文化的符码表达。

　　此外，随着移动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迁，移动社交媒体的伴身性使线上/线下交往不再是此消彼长的替代性关系，而是越来越具有延续性，变成了双向渗透的互嵌关系。特别是对“活在网上”的Z世代青年群体而言，线上/线下交往甚至可以说已经融为一体。

　　其二是信息的海量供应和人群认知差异有选择性地不断扩大。互联网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自上而下的中心化的信息生产体制，转而使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成为主流。信息的创造、流动和更新都大大加速了，由此带来了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两方面结果。

　　一方面，人们的情绪、观念和行动处在持续被呈现、被记录的状态之中，面对掌控海量数据的网络平台，个体往往无处遁形，极易被预测、被引导；

　　另一方面，面对海量信息，个体却陷入了注意力难以集中，无法有效鉴别、选择，思维和判断明显有偏的困境。不仅如此，政府、企业等管理主体为了消除网络社会不确定性而施行的许多“控制性干预”，往往又造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因为，这样的做法可能会让一部分信息接收者随着切身的感受增多，而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周遭信息受到了“控制性干预”，而决策者却还在依据经过自己“控制性干预”之后的信息作决策。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人群认知差异有选择性地不断扩大。

　　当前我国青年群体面临的人口结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年龄结构的压力，另一个是性别结构的压力。

　　年龄结构指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原来的“金字塔型”转变成了现在的“摩天大楼型”。性别结构指性别比上的失衡，特别是对于已经或即将步入适婚年龄的Z世代来说尤为明显。

　　据学者测算，中国在2015—2045年间男性相对于女性的过剩人口将达到15%以上，仅从性别比的角度测算，平均每年也有120万名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无法找到初婚对象。

　　全国青年群体性别比在总量上的结构性失衡，意味着青年面临恋爱结婚的匹配难题，“大龄单身”的可能性会增加。如果不通过跨国婚姻来改变匹配结构，我国现实的国内人口具体的时空分布，只能局部或暂时地转移婚恋匹配难题，亦即一个区域或时段问题的缓解，会加剧另一个区域或时段的困难。

　　总人口年龄结构的压力，则意味着青年人要在传统的职业结构里面谋求一份“正经”工作往往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通常需要有非常独特的优势才能胜出。

　　上述两方面的压力，正在和将会非常直接地体现在传统领域青年竞争的白热化中；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内卷”之说为何能如此广泛地获得青年群体的共鸣。

　　社会的个体化指的是，社会中大量行为者越来越倾向于摆脱社会关系和群体压力，他们倾向于或满足于一个人无拘无束、独立决策、自由生活的日常状态。

　　这样一种社会群体性倾向，与现代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公共服务的完善等密切相关。网络时代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非常便捷地获得多种多样的基本生活物质和服务上的满足。

　　当然，在中国，家庭的小型化、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执行，也助推了这一倾向。家庭结构小型化使核心家庭承担了绝大多数抚育职能，导致青少年在家庭内部的平辈交往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到Z世代出生这一时期时，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在家庭结构小型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Z世代，其父母不少本身已是独生子女。

　　“80后”这代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尚有不少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可一起游戏玩乐，Z世代可供日常生活往来的伙伴就少多了。新奇的互联网对Z世代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让他们的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转变。一方面，Z世代在社会交往中容易形成“自我中心主义”的心态并视之为理所当然，这使他们在社交活动中不擅长处理较为复杂的情况；

　　另一方面，Z世代在成长中承担了父母施予的过高的期望和压力，这种压力在成年后会逐渐演变成对父母的过分依赖或疏离倾向。同时由于他们普遍缺乏同辈群体引领和交流，原子化的Z世代往往极容易陷入新一轮的迷茫。

　　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随着国家力量从私人生活领域的退出，传统单位制、乡土社会纽带的消解，Z世代在价值观层面越来越认可追求个人权利，满足个人欲望的正当合法性。Z世代普遍自我主体性增强，认为人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并且应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做出牺牲。在中国社会经济深入发展与转型的背景下，Z世代捍卫个体主体性和选择自由的意识也会更为强烈。